阳　明　心　学

第一部分　心　学

　　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而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则大启其门径，而与朱熹的理学分庭抗礼。至明朝，由王守仁（号阳明）首度提出“心学”两字，并提出心学的宗旨在於“致良知”，至此心学开始有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一、心学阐释

　　（一）简介

　　心学最不同于其他儒学者，在于其强调生命的过程，中国的圣人学问开始“哲学化”，而有新儒家的诞生。不过回归成圣的本来面目，这才是儒家能对混乱的世局与世人能张开的贡献。

　　《王阳明四句教》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它是“未发之中”，不可以善恶分，故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把这种意念加在事物上，这种意念就有了好恶，善恶的差别，他可以说是“已发”，事物就有中和不中，即符合天理和不符合天理，中者善，不中者恶；良知虽然无善无恶，但却自在地知善知恶，这是知的本体；一切学问，修养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为善去恶，即以良知为标准，按照自己的良知去行动。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的遮蔽的心，是天理，在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也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但是有时候人的判断会出现错误，也就是意之动出现了错误，即不能正确地分辨善和恶，把恶当作善，把善当作恶，那么他的良知也会出现错误，从而格物也会误入歧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此时的心已经被私心和物欲遮蔽了，不是天理，这时就要反求诸己。努力使自己的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回到无善无恶的状态了，才能有正确的良知，才能正确的格物。

　　什么是有理，只要格物致知来达到一颗没有私心物欲的心，心中的理其实也就是世间万物的理。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心中有天理，无私心，就好比世间有规矩，有规律，有规矩就能丈量世间万物的方与圆。无论有多少方和圆，无论这些方和圆的大小，都能靠格物致知揭破其规律，不然这些规律就是不正确的。天理就在人的心中。

　　（二）心学不是空谈

　　好多人认为心学是空谈，实在是被歪曲的太厉害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比孝顺父母，心中有这个意念还不能算作孝，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有所体现，并且在孝顺父母的过程中，奉养得宜，让父母舒适满意，这就是实践。表面上看这个实践好像是在对客观的父母进行作用，其实是对自己的本心进行作用，万物皆在本心。这个孝顺父母的天理并不是在父母身上得到的，父母也没有教我们要我们孝顺他，这是纯粹发乎没有私心物欲的良知。而且父母死后，我们的孝顺之心也不因此消失。

　　讲究名正言顺是中国的特色，思想家们都想争儒家正统的地位。朱熹为了宣扬他的思想，减少反对他的阻力，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篡改《大学》，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解释。其实他的思想跟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背离了。

　　同样聪明的王阳明的心学完全是靠批判朱子之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刚开始他至少在表面上他也不敢和朱熹的思想分道扬镳，因为当时的程朱理学是主流，科举考试考的就是这些东西，为了减少阻力，他写了几本书，《大学古本》，说心学才是儒家的嫡传。《朱子晚年定论》，说朱熹晚年已经逐渐向心学靠拢了，又把儒家按照自己的心学理论进行解释。举一个例子，当时的另一位大思想家罗钦顺就对此进行了质疑，王阳明很委屈，表明了心迹说道：

　　孟子辟杨、墨，至于「无父无君」。二子亦当时之贤者，使与孟子并世而生，未必不以之为贤。墨子「兼爱」，行仁而过耳；杨子「为我」，行义而过耳。此其为说，亦岂灭理乱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于禽兽夷狄，所谓「以学术杀天下后世」也。今世学术之弊，其谓之学仁而过者乎？谓之学义而过者乎？抑谓之学不仁不义而过者乎？吾不知其于洪水猛兽何如也！孟子云：「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杨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时，天下之尊信杨墨，当不下于今日之崇尚朱说，而孟子独以一人呶呶于其间，噫，可哀矣！韩氏云：「佛老之害，甚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坏之先，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呜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众方嘻嘻之中，而独出涕嗟，若举世恬然以趋，而独疾首蹙额以为忧，此其非病狂丧心，殆必诚有大苦者隐于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牴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牴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执事所谓决与朱子异者，仆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然则某今日之论，虽或于朱子异，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过也必文。某虽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

　　在这里，王阳明已经以孟子自居了，而把朱子看作了墨子杨子一类的人物，彻底划清了界限，在形式上都分道扬镳了。

　　王阳明的心学是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的。所以，要理清王阳明心学不得不提及陆九渊和朱熹对“理”、“气”、“心”几个关键点的不同理解。

　　“理”的分歧。朱陆都认为理是世界万物的终极本原。但是陆九渊借助的是儒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以为“心即理”，万事万物皆由心而生发。“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自杂谈》，其与朱熹所说的理为天地、人物存在之本是先于宇宙而存在的明显不同。结果，朱熹主张由道问学，强调格物致知，即穷物理，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以为人的道德水准必将随着知识的增长而增进。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因此，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因为人的本心就是道德的根源，因此只要扩大、完善人的良心结构就能实现增进道德的目的。（从当前德育范式来看，学习知识的多寡并不决定道德水准，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为公的公仆并没有高深的知识，但是，知识的深浅有助于增长道德水准，不过，这是由于学习者不把学作为致知目的而作为完善德性的追求之果。朱熹本人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而这种定位方式决定了难以达到道德的较高境界。）

　　“气”的分歧。陆九渊的概念中，“气质”只是一个生理、心理意义上的问题，指的是人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状态。他认为，人的这种生理心理品性和人的社会行为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唯一的关系，即人的气质并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贤愚，并不能决定人的最后归宿，学能变化气质。朱熹之气是和理相对的概念，既指宇宙万物生成的基础，构成万物的物质材料（一草一木），又指形成人物（善恶贤愚）之别的内在因素。

　　“心”的分歧。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朱熹觉得形而上心为道心形而下则为人心，本质还是天理决定气的问题；陆九渊认定心就是理理就是心。）

　　二、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是由儒家学者陆九渊、王阳明发展出来的心学的简称，或直接称“心学”；或有专门称为某哲学家的心学，如王守仁的“阳明心学”。陆王心学一般认为肇始孟子、兴于程颢、发扬于陆九渊，由王守仁集其大成。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虽有时同属宋明理学之下，但多有分歧，陆王心学往往被认为是儒家中的“格心派”（一称“主观唯心主义”），而程朱理学为“格物派”（一称“客观唯心主义”）。

　　（一）陆九渊主张

　　陆解说“宇宙”二字为：“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陆“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又倡‘心即理’说。断言天理、人理、物理只在吾心之中。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认为治学的方法，主要是“发明本心”，不必多读书外求，“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参见新华网江西频道陆九渊简介相关内容）。

　　（二）王守仁主张

　　阳明学，通常又称作王学、心学，是由明代大儒王阳明发展的儒家理学。元代以及明初以来流行的程颐朱熹一派的理学强调格物以穷理，王阳明则继承宋代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即最高的道理不需外求，而从自己心里即可得到。王阳明的主张为其学生们继承并发扬光大，并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其中又以泰州学派（又被称作左派王学）将其说法推向一个极端，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即使不是读书人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王学这种“心即理”看法的发展，也影响了明朝晚期思想中对于情欲的正面主张和看法，由于心即理，因此人欲与天理，不再如朱熹所认为的那样对立，因此是可以被正面接受的，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就是李贽，徐阶，张居正，唐顺之。

　　（三）心本论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心者身下主宰，目虽视而所以视者，心也；耳虽听而所以听者，心也；口与四肢虽言动而所以言动者，心也”，“凡知觉处便是心”（《传习录》下）。“心”即“我的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同上）。“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者”（《紫阳书院集序》）。“先生游南镇，一友人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关？’先生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同上，《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听言动，即事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传习录》上），“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传习录》下）。“心”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也是最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

　　（四）“知行合一”的认识论

　　王阳明说“知先行后”，他说：“心虽主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于一人之心。……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传习录》中）“知行如何分得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答顾东桥书》）。“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事，故有一念发动虽有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实质是恪守儒家伦理，成为圣人。

　　（五）伦理学说和修养论

　　“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答顾东桥书》）。“是非之心，不滤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明明觉者也”（《大学问》），“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答陆原静书》）。“致良知，不假外求”，“若能向里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王文成公全书》卷一）。为什么？“臂之植焉，心其根也。学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删锄者也，无非有事于根焉而已”（《王文成公全书·紫阳书院集序》）。如何“致良知”？“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上级，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大学问》）然“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六）王门教育观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阳明夫子年谱》）“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露、雷、电、阴霾、噎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只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此。……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二君以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同上注）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追求独立人格。圣人权威动摇：“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之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最后“满街都是圣人”。去恶为善“致良知”学说具有道德实践意义。与王守仁同时的还有两位气本论思想家，即王廷相（1474—1544，河南人）和罗钦顺（1465—1547，江西人），两人都主张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理在气中，气变理也变，既批判了朱熹“理在气先”和“理与气是二物“的说法，也反对阳明“心学”，和王守仁进行了多次辩论，强调天地万物绝非心的产物。

　　三、王学七派

　　（一）右派（江右学派）

　　代表人物：聂豹、徐阶

　　正一江右王门学派，系指明代中后期江西一带的王门后学，代表人物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欧阳德、壬时槐、刘文敏、刘阳、胡直、邹元标等一批著名的王门弟子。它与浙中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闽粤王门、北方王门、泰州学派等并称为“王学七派”，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王门学派之一，并享有“王学正宗”的称誉。从学术宗旨来说，王门各派后学，包括泰州学派，均以阐发阳明学说为己任，尤其以发挥“致良知”说为重点，对“良知”本体的性质特点及“致良知”的途径，都作了具体的探讨。

　　聂豹（1487-1563年），明代学者。字文蔚，号双江，江西吉安永丰人。正德12年（1517年）考中进士，为平阳知府，官至兵部尚书。是明代有名的廉吏之一，名垂青史。聂豹推崇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阳明为师，但他认为良知不是现成的，要通过“动静无心，内外两忘”的涵养功夫才能达到。豹著有《双江文集》十四卷，与《困辨录》（均四库总目）并行于世。

　　徐阶，明松江府华亭县人（今上海松江区）。早年即工诗文，善书法。嘉靖二年（1523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忤张孚敬，被斥为延平府推官，受此挫折，从此谨事上官。延平多盗，到任后捕剧盗100余人；清理积案，释出系囚，赢得声誉，升为黄州同知，后又擢为浙江按察佥事，进江西按察副使，并主浙、闽二省学政。皇太子出阁（读书），擢为国子监祭酒。后又进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朝廷机要大事。曾密疏揭发咸宁侯仇鸾的罪行，且擅写青词（一种用来与神沟通的文体，嘉靖帝信神）为嘉靖帝所信任。《经世堂集》26卷、《少湖文集》10卷。另编有《岳庙集》，并行于世。

　　阳明心学的主要主张由王守仁于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而得。

　　（二）南中王门学派

　　广布于“南方”的王守仁门人的一派。代表人物有戚贤、朱得之、薛应□、薛甲，主要学者还有查铎、唐顺之、徐阶等。戚贤，字秀夫，号南玄，江北全椒（今安徽全椒县）人，嘉靖年间进士，官至刑科给率中，拜王守仁为师。坚持良知说，拒斥佛老。朱得之，字本思，号近斋，直隶靖江（今江苏靖江县）人，从师王守仁，任江西新城丞，薛应□，号方山，常州武进（今江苏常州市武进县）人，拜江右王门学派欧阳德为师，嘉靖年间进士，知慈溪县，转南方考功，又升为浙江提学副使。为借王器以正学术，遂填王能为察典，一时间许多学者以为逢迎时相夏贵溪之意，不许其称为王门弟子。然而其弟子顾宪成创东林学派，所以黄宗羲认为东林异源于此。薛甲，字应登，号畏斋，江阴（今江苏江阴县）人，嘉靖年间进士，授官兵科给事中。官至四川、赣州金事副使。驾信象山、阳明之学。查铎，字子警，呈毅斋，宁国径县（今安徽涅县）人，嘉靖年间进士，授德安府推官，后为刑科给事中，官至广西副使。拜王畿、钱德洪为师，墨守“致良知”说。该学派认为“心”即“良知”是世界的本体。说：“万物皆具于心”（《薛方山纪述》）。又说：“天地万象，吾心之糟柏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所谓心者，非今一团血肉之具也，乃指其至灵至明能作能知，此所谓良知也”（朱得之《语录》）。说：“良知与知识不同。良知是天命之性，至善者也。知识是良知之用，有善有恶者也。”还认为：天命之性，能生万物。天命之性却又不与万物匹比，所以叫做“独”，这就是“心之灵”。”此心之灵，天理人欲，毫忽莫掩，又谓之独知”。又认为循“天理”，去“习气所蔽”即“致良知”。说：“慎独即是良知”。时时不忘遵循“天理”，使“念虑觉识”和“视、听、言、动”，“不为习气所蔽，即是致良知”。该学派认为“感物为格”。说：“格物之为感物，彰彰明矣”。“夫不能感物者，必其知有未致”。该学派主要著作有米得之《语录》；薛应脐《薛方山纪述》；恭甲《文集》、《心学渊源》。

　　（三）闽粤王门学派

　　代表人物有方献夫、薛侃，主要学者还有杨骥、周坦等。方献夫，字叔实，号西樵，少年中进士，官为吏部主事，迁员外郎。拜王守仁为师，为王门岭南弟子的第一人。又官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引疾归里。后又起用为武英殿大学士。薛侃，字尚谦，号中离，广东揭阳（今广东揭阳市）人。正德年间进士。请归养亲，于江西拜王守仁为师，学习四年。先后授行人、司正。终因立储上疏，遭太常彭泽、少傅张字敬的诬枉罢官。归田讲学，弟子百余人。杨骥，字仕德，先拜湛若水为师，后来卒业于王守仁。该学派认为“心”是世界的本体。所谓“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薛侃《语录》）。又提出认识人应从“可见可闻”人手。说：“学不明，世儒只在可见可闻、有思有为上寻学，舍之，便昏债无用力处”。“道本家常茶饭，无甚奇异”，“世人好怪，忽近就远，舍易就难，故君子之道鲜矣”。在社会伦理观方面，提倡舍生取义。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忘躯求道之意”（薛侃《语录》），“重生是养口、体者也，成仁取义是养大体者也”。儒家这种“舍生无欲”与佛老不同。佛老“二氏之敝，在遗伦”。即儒家舍生是不惜以最大代价履行社会义务，而佛老的空无是逃避社会责任。该学派主要著作有薛侃《语录》；薛侃门人《研几录》。

　　（四）北方王门学派

　　北方之为王氏学者独少，穆玄菴既无问答，而王道字纯甫者，受业阳明之门，阳明言其“自以为是，无求益之心”，其后趋向果异，不可列之王门。非二孟嗣响，即有贤者，亦不过迹象闻见之学，而自得者鲜矣。北方门是明代阳明心学“王门七派”之一，而洛阳王学又是北方王门的主力军。此派学者在学宗阳明的基础上多有发明，为阳明心学北移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时蔚为北方大宗。它即是阳明心学在北方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学派，也是传承“洛学”的重要学派。

　　（五）楚中王门学派

　　湖南一方的王守仁门人学派，代表人物有蒋信、冀元亨。蒋信，字卿实，号道林，明朝中后期楚之常德(今湖南常德市)人。嘉靖年间进士；官为户部主事，转兵部员判、郎，又为四川佥事，兴利除害，禁道士妖术；升贵州提学副使，建正学书院和文明书院。后归故里，建学校于桃花冈，学徒云集。曾先后拜王守仁和湛若水为师，学术得于湛若水较多。该学派主张"心"是世界的本体，心产生"气"，即"太和"，"气一分殊"产生世界万物。（黄宗羲：《明儒学案·楚中王门学案》，本文下同）认为"人除却血肉，只有这一片精灵唤做心"。"命之曰心，本取主宰之意，心之活泼泼处是性。""宇宙浑是一块气"，亦称"太和"，源自于"穆"，即无或默，源自于"命"，源自于"道"，源自于"诚"，源自于"太极"，穆、命、道、诚、太极皆同义，总之是"一个神理"。从"心"来看，便看到"心"产生"气"，"心"活泼拨的性质便是"天性之命"。事物同出于一个"太和"，所以形形色色，原因是"气一分殊"。又认为释学为"空"，儒学为"空处见实"。说："要之，圣学与释氏，智原是不同，释氏只要见一个空，圣人却是于空处见万物一体。自身与万物一例，所以此心便无所不贯，人伦日用，何处容增减一毫?"该学派主要著作有蒋信著《桃冈日录》。

　　（六）左派（浙中王门学派）

　　代表人物有钱德洪、王畿。钱德洪，字洪甫，号绪山，明朝中后期浙江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人。王守仁平定“震源之乱”后，返故里，钱德洪与同邑人范引年、管州、郑崽、柴风、徐珊、吴仁等数十人同拜其为师。因到余姚投师的人日益增多，钱德洪与王畿代师疏通学术大义，一时称其为教授师。嘉靖年间，王守仁出征在外，钱、王二人代师主持书院。然后，钱德洪出任苏学教授。王畿，字汝中，别号龙溪，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人，拜王守仁为师。会试得中，却未廷试而归，重返王守仁门下。前后四十年无日不讲学。自北京、南京及吴、楚、闽、越等地，到处都有讲舍，尊其为儒宗。该学派认为“良知”说是当世学术的精髓。认为，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以唤醒人心，求“仁”就是孔氏学说的精髓；战国时期，孟子又提出“义”，没有“义”，“仁”无由达到，“义”便是孟子学说的精髓；晋梁以来，佛老泛滥，宋儒遣复古礼，执“礼”便是宋儒学说的精髓；王守仁提出“良知”，以“良知”启迪天下，使知物理不外于吾心，“致知”便是今日学术的精髓。（黄宗羲：《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本文下同）学术精髓都是因时而立。该派固守师说。坚持以先天统后天。主张“和而不倡”，说：“吾人之学，切忌起炉作灶，惟知和而不倡，应机而动。故曰‘乃见天则，有凶有咎，皆起于倡”。认为“正心为先天之学，诚意为后天之学”，“心”即“良知”，是框定世界万物的规矩或标准，一言蔽之，是“先天统后天”。还说：“谨独（慎独）即是良知”，“良知不由学虑而能，天然自有之知也”。该学派著作有王畿《论学书》、《语录》、《致知议辨》；钱德洪《会语》、《论学书》。

　　（七）泰州学派

　　泰州学派，创始人是中国明代学者王艮，属于阳明学派的分支，被称为“左派王学”。其学说的特点是简单易行，易于启发市井小民、贩夫走卒，极具平民色彩，故流传甚远。

　　嘉靖五年（1526年），王艮应泰州知府王瑶湖之聘，主讲于安定书院，宣传“百姓日用即道”，开始泰州学派的创立之先河，学生多是下层社会人士，如农夫、樵夫、陶匠、灶丁等。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标揭，阐述“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虽被斥为异端，却道出小市民的心声。其门下有朱恕、颜钧、王襞、罗汝芳、何心隐、李贽、焦竑、周汝登等人。

　　但因过于狂禅，《四库全书》不收李贽、罗汝芳、颜钧、何心隐、周汝登等人的著作。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王艮门人辑有《心斋全集》6卷。

　　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反对“无欲”，主张“寡欲”，与百姓同欲。他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提出“无父无君非弑父弑君”的观点，五伦中，他最重朋友，其思想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某些特点。著作多散佚，今有中华书局版《何心隐集》。

　　四、阳明左派

　　王守仁死后不久，其学说开始分化为左派和右派，并逐渐向下层转移。阳明左派以王艮、颜钧、何心隐、李贽为代表，他们不仅更加反对程朱理学，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礼教也有微词。该派以王艮居首，倡导发挥人之自然本性，比较接近广大下层民众，其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被视为异端，特别是李贽，被人称为“异端之尤”。又因为王艮是泰州人，所以该派又叫泰州学派。

　　（一）泰州学派王艮

　　王艮（1483—1541），明代哲学家，泰州学派创立者，初名银，师王守仁为其改名，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场（今属江苏东台）人。有《王心斋先生遗集》。认为“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自然天则，不着人力安排”，“凡涉人为，便是作伪”（《遗集》卷一《语录》）。著名命题是“百姓日用即是道”。又有“淮南格物说”：“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如格式之格，即洁矩；吾身是“本”，是个“矩”；家国天下是“末”，是个“方”。矩正则方正，强调身为家国天下的根本，以“安身立命”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因泰州在淮河以南，故名“淮南格物说”。

　　（二）异端分子李贽

　　李贽（1527—1602）明代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原姓林，名载贽。中举后改姓李，避穆宗讳而改名贽。号卓吾、笃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属福建）人。师出王艮之子王襄。著作有《李氏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李温陵集》、《初潭集》等。其思想深受王守仁和泰州学派影响：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毕生以反对礼教、抨击道学为己任。其思想受王守仁和泰州学派的影响很深。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①以心为本的“童心说”伦理哲学观。

　　②“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利义观。

　　③“经史相为表里”的历史观。

　　④以气为本的自然观。

　　⑤在文学方面，李贽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

　　五、阳明心学

　　（一）黄宗羲

　　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家。浙江余姚人。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为梨洲先生。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宦官权贵的斗争，几遭残杀。明亡后返回故里，课徒授业，著述以终，至死不仕清廷。一生著述甚富，大致依史学、经学、地理、律历、数学、诗文杂著为类，多至五十余种，近千卷。后人编有《黄梨洲文集》。他治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经世致用。

　　①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观。《明夷待访录》把锋芒直接指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害——国君。他说：“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因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而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失，固其所也。”（《明夷待访录·原君》）所以“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肯定“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这部书在清初不胫而走，引起有识之士的共鸣，对清末民主思想的兴起，亦起过鼓动作用。

　　②经世务实的历史观。黄宗羲在各种学问中尤以史学成就为最。他的主要著述几乎都是历史方面的。认为“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国可灭，史不可灭”。他论史注重史法，强调徵实可信。所著《明儒学案》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开清代浙东史学研究之先河，对研究明代近三百年的学术思想发展很有价值。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以研究历史著称的浙东学派。

　　与黄宗羲同期的唐甄（1630—1704）是清初批判君主专制的又一健将。他通过对“君日益尊，臣日益卑’的君主集权过程分析，指出专制权力造成双重恶果，一方面，使“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之不类于我”（《潜书·室语》），势尊无加；一方面则形成“自尊则无臣，无臣则无民，无民则为独夫”（《潜书·室语》）的政治孤立困境。他们的言论，如电掣雷鸣，震撼了窒息已久的思想界。

　　（二）顾炎武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自二十七岁起始撰《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亡后曾多次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潜心著述，不再入都。学问广博，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一生为学，实事求是，不立门户，不分畛域，一归于经世致用。他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舍经学无理学”的哲学观。顾炎武承继明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他赞成张载关于“太虚、“气、“万物”三者统一的学说，承认“气”是宇宙的实体；“盈天下之间者气也”，“非器则道无所寓”。反对空谈“心、理、性、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认为“六经之旨与当世之务”应该结合，并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句古训，肯定社会历史（“文”）的探讨和操守气节（“耻”）的砥砺同样重要。在面临着以什么取代心学的抉择这个问题上，他选取了经学，认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提出了“舍经学无理学”的命题。

　　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观。顾炎武明确区分“国家”和“天下”两个概念。认为“国家”指一家一姓的王朝，“天下”则是万民的天下。他大声疾呼“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近人梁启超把顾炎武的这一观点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提出了限制君权的理论和设想：“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即“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亭林文集》卷九《守令》）。实际是要改良现行封建制度中的君主“独治”，实行“众治”。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后世学者或是继承了他的为学方法，或是发扬了他的治学精神，不仅演成了乾嘉汉学的鼎盛局面，而且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多方面的成果。

　　（三）王夫之

　　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崇祯举人。明亡后也同样多次参加抗清斗争。后徙居于湘西石船山下草堂，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至死不仕清廷。一生治学以北宋唯物主义学者张载为宗。他治学领域极广，目的在探寻“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以便经世致用。他学术成就宏富，尤以哲学、史学、文学最为卓著。生平著述极富，多至百余种，四百余卷，惜生前未得刊行，渐至散失，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

　　①以气为本、“氤氲生化”的哲学观。王夫之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气化”论，对宋明理学做了批判性的总结。针对宋明理学“道在器先”、“道本器末”的唯心主义观点，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虚空者，气之量。气弥沦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张子正蒙注·太和》）、“气者，理之依也”（《思问录·内篇》）。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气”和“器”是物质实体，而“理”和“道”则是客观规律。他用“氤氲生化”的命题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看到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统一之中，承认“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认定“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由此而建立了他的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指出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是一个“生生不息、变化日新”的发展过程。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是随着环境习俗的变化而变化的，否定了“人性不变”的说法。在知行关系上，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和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强调行是知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总之，王夫之已经初步用辩证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研究事物，把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②反对君主专制的政治观。王夫之在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维护封建中央集权，但要求改革政治，主张限制君权。他的名言是“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卷十七），强烈主张“公天下”，“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非一姓之私也”，反对“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黄书》）。

　　③“见诸行事”、经世致用的历史观。在史学上，王夫之反对“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的复古思想，主张“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乎？”（《读通鉴论》卷六）“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三）。也就是说历史研究要针对现实社会的需要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他还继承和发展了唐代学者柳宗元重“势”的思想，提出“理势合一”的历史进化论，认为“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

　　（四）方以智和颜元

　　明末清初之际的有名思想家还有方以智和颜元。

　　方以智(1611～1671)，明末清初思想家、科学家。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龙眠愚者、泽园主人、浮山愚者、宓山子、鹿起山人、愚者、江北读书人等。桐城（在今安徽）人。崇祯进士，任翰林院检讨。明朝灭亡后，辅佐南明政权。毕生以气节、学问自许。通晓中国传统自然科学和当时刚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对天文、地理、历史、物理、生物、医药、文学、音韵等都有研究。自负要把古今中外的知识熔于一炉，发明千古不决的道理。特别强调“质测”（实验科学）的知识，主张“寓通几（哲学）于质测”。认为西学“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认为“盈天地间皆物也”，“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物理小识》），反对“离气以言理”、“离器以言道”的宋明理学。主张“以实事证实理，以前理证后理”的认识方法。著述甚丰，主要有《东西均》、《博依集》、《浮山文集》、《通雅》、《物理小识》、《药地炮庄》、《四韵定本》等。

　　颜元(1635～1704)，清初哲学家，颜李学派创始人。原字易直，后改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强调“躬行践履”、讲求实用，对清初朴实学风的形成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颜元极为重视教育的职能，提出了“本原之地在学校”的思想。政治上反对豪强兼并，主张“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李塨《习斋先生年谱》）。他的实学思想为其学生李塨继承和推衍，形成清初学术史上一个有影响的流派，即“颜李学派”。

　　在社会急剧变动的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等人尖锐的反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已经达到了民本传统和的极限，具有一种冲破千年专制网罗之潜势，一旦新的阶级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这种文化精神，经过改造，便将直奔民主主义。只可惜，由于满清奴隶主贵族入主中原，这一线民族主义的曙光迟到了两百多年！

　　五、其他心学

　　（一）熊腾飞的“本心论”

　　近代学者熊腾飞提出了“弃人者，人恒弃之。舍己者，人皆爱之。我心存世界，世界容我身”的“唯心论”。

　　熊腾飞，近代学者、历史学者，又名熊笃飞，出生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人。以其心学著作结合生活实例，总结了“弃人者，人恒弃之。舍己者，人皆爱之。我心存世界，世界容我身”的“本心论”。

　　他主张人们在生活学习工作中暂时抛弃物质生活的原则，从本心出发，由心引导去看待事物和解决事物。他认为人们在生活工作学习中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和价值观的影响对待事物从而改变本心的想法，只有摒弃现实社会的物质原则，才能回归心的本源，由纯洁的心引导人的行为。

　　其思想体系受到阴阳论的影响。称世界存在”因果关系“崇尚自然天理法则，所以他认为人对人、对自然的所作所为都会因自然天理法则而循环到自己身上，提倡道德良知、忠义仁孝，而道德良知、忠义仁孝要从本心发出。

　　这种思想体系虽不被主流思想认可，评价不高，但因现代社会所提倡的道德社会、素质教育以及延续了心学理念和发展而有一定的影响。

　　著作杂乱不详。

　　（二）现代佛教心学

　　反复思维到一切众生均具有趋乐避苦的天性，众生是相似的，不认为自己尤其重要，平等尊重其他众生，这样就能遏制己欲而避免伤害到其他众生，同时对于伤害其他众生感到惭愧。

　　同时应理解到，在利乐其他众生的时候，自己也能感受到悦受，祝福其他众生喜乐的人，内心就会感到安详舒适，同样，帮助其他众生免于苦难，内心也会感到安详舒适。

　　当我们感到精神安详，柔软，正直，轻松，即不渴求占有，也不排斥厌恶，对于不善的行为产生远离之想。

　　那么我们就能确定自己是行驶在心的正道上，主要来自南传佛教教义在中国的传播，南传阿毗达摩的精神剖析法。

　　（三）元代吴澄的心学观

　　说到心学，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宋明理学中的陆王之学。应当承认，这种联想由来已久，在吴澄（1249-1333）生活的元代，时议已将所谓“以心为学”的心学头衔加诸陆九渊。由于治心之学一向被视为佛老二氏的禁脔，因此，陆学被目为心学，正如它被指为禅学一样，其中不无贬损之意。吴澄则认为，这种观念基本上是一个误会：心学并不独指陆学，从尧舜直到周程诸子无不以心为学；儒家有着足以与佛老之学颉抗的心学传统。

　　吴澄的这一新见，从直接的意义上说，是为陆学进行了辩护，而其更广的意义则是为心学正名。为心学正名，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指出（毋宁说是发掘）从尧舜到周程诸人的心学成分，其次还必须对儒家心学与佛老养心之学作出区分。以下，我们就来检视这些论证。

　　1.吴澄所说的心学究竟何指？在吴澄所著书中找不到一个有关心学的定义，多数情况下，他直接使用了“心学”这个词而未加以说明。因此，我们只能借助于语用学分析来了解。

　　吴澄说：以心为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颜、曾、思、孟，以逮邵、周、张、程诸子，盖莫不然。故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也。（仙城本心楼记）

　　“以心为学，非独陆子为然”，这句话至少肯定了陆九渊是“以心为学”；而“独指陆子之学为本心学者，非知圣人之道也”，这句话则至少肯定了陆九渊之学是“本心学”。综合这两句话，不难推知：“以心为学”即形成所谓“本心学”。据此，不妨认为，“以心为学”是对“本心学”的一个解释，它表明这种“本心学”是以“心”为研习对象。

　　严格而言，“本心学”应当是“以本心为学”，即以“本心”为研习对象。如果说“以心为学”就是“本心学”，那么，“以心为学”中的“心”应当是指“本心”。吴澄将“本心学”直接理解为“以心为学”，这反映出：对他而言，“心”与“本心”的区分并不十分严格。当然，换一个角度说，“本心“与”心“也的确未可截然相分，“本心”的“本”字可以视为形容词，这样，就象白马同样是马，“本心”也仍然是“心”，因而，“本心学”毫无疑问从属于广义的“心学”。吴澄在别的地方即用了“心学”这样的提法，如：心学之妙，自周子、程子发其秘，学者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无欲故静”，程子云“有主则虚”，此二言，万世心学之纲要也。（静虚精舍记）

　　从“万世心学”这样的提法来看，“心学”的存在决非一日。这里所说的“心学”固然可以理解为“本心学”，但是，如果考虑到“本心学”这个名称出现时间较晚（“本心学”之闻名显然与陆九渊有关），那么，使用“心学”这个名称就比用“本心学”更有普适性。而当吴澄把心学之妙归结为周程之语时，这里的“心学”就更非陆九渊式的“本心学”所能代替。当然，就形式而言，“心学”一词未尝不可以视为“本心学”一词的简称，因而，言“心学之妙”、“万世心学”而不言“本心学之妙”、“万世本心学”，就可以理解为出于行文从简的考虑。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此处姑且不论，确定无疑的是：吴澄是用了“以心为学”而不是“以本心为学”这样的提法来说明他所说的“本心学”或“心学”。因此，如果把吴澄的“心学”简单地理解为就是指有关“心”之诸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2.把“心学”理解为有关“心”之诸说，而不是某种特殊的“本心学”，这对吴澄论证从尧舜直到周程诸子皆是“以心为学”也比较有利。这样一来，只要能找出他们有关于“心”的说法，也就达到了论证的目的。相对于主要只是孟子陆九渊等人所使用的“本心”概念，“心”则是大多数学者都会涉及的名词。因而，要发现有关“心”的学说，比起寻找有关“本心”的讨论显然容易得多。且看吴澄是怎样论证自尧舜以至于周程诸子皆是“以心为学”的。

　　吴澄首先论证：儒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以心为学。对儒家而言，所求者无非“道”也，《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而“道之为道，具于心”（仙城本心楼记），因此，吴澄的确有理由提出如下的反诘：“岂有外心而求道者哉？”（仙城本心楼记）以求道为己任的儒学，其与世俗之学的分别在哪里呢？吴澄将之概括为实与华、内与外之别：“夫学亦多术矣。词章记诵，华学也，非实学也；政事功业，外学也，非内学也。”（王学心字说）那么，如何又才能称得上实学、内学呢？“知必真知，行必力行，实矣，内矣。”（王学心字说）

　　顺此思路，一直追问下去，吴澄最后就推出“舍心而他求，则无以为学”这样的结论：

　　然知其所知，孰统会之？行其所行，孰主宰之？无所统会，非其要也；无所主宰，非其至也。孰为要？孰为至？心是已。天之所以与我、人之所以为人者在是，不是之求而他求焉，所学何学哉？（王学心字说）

　　单从理论上说明儒学是“以心为学”，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吴澄乃进一步提供了一些具体例证。从尧舜到周程诸子，儒家薪火相传，为数众多，吴澄当然不可能一一作出说明，他只选择了若干代表进行分析。

　　（1）孔子，要论证儒学是“以心为学”，不能不考察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的思想。然而，遍观《论语》，很难找到孔子有关“心”的言论。吴澄当然无法否定这一事实，但是他作出了两点解释。首先，《论语》中虽然没有记载孔子有关“心”的言论，但孔子教导弟子在日常事物上处理得当，其中正体现了“心”的作用：“孔子教人未尝直言心体，盖日用事物莫非此心之用，于其用处，各当其理，而心之体在是矣。”（仙城本心楼记）易言之，“圣门之教，各因其人，各处其事，虽不言心，无非心也。”（王学心字说）其次，《论语》中没有记载，并不代表孔子就从来不言心，事实上，孔子言心之语就见于《孟子》之书：“‘操舍存亡，惟心之谓’，孔子之言也。其言不见于《论语》之所记，而得之于孟子之传。”据此，吴澄结论说：“则知孔子教人非不言心也，一时学者未可与言，而言之有所未及尔。”（仙城本心楼记）前一个解释难免有附会之嫌。后一个解释倒是提供了文本根据，但与孟子原文小有出入：“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孟子只说“操舍存亡”是孔子之言，“惟心之谓”则是他自己的推测之辞，并非孔子的原话。吴澄在引用时，把“操舍存亡，惟心之谓”直接当作孔子之言，这是不够准确的。不过，这种说法可谓前有来者：程朱即以此言归之孔子。孔子既有此语，因而在吴澄看来，将其列入心学之统系，自是理所当然。

　　（2）孟子，如果说，以上对孔子“以心为学”的论证尚不无牵强之意，那么，吴澄在论孟子“以心为学”时则显得更有理据。吴澄说：“孟子传孔子之道，而患学者之失其本心也，于是始明指本心以教人。其云‘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耳目之官不思则蔽于物，心之官则思。先立乎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夺也。’”（仙城本心楼记）“失其本心”之说固为孟子所创：“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上》）然吴澄文中所引孟子诸语是否即本心之教，《孟子》书中对此并无明确指示，不过是吴澄个人的理解而已，因此尚须推敲。从孟子原话的上下文来看，“放其心而不知求”中的“心”当是指仁义之心，而“心之官则思”中的“心”则是指知觉器官，这两句话中“心”字用法并不相同。仁义之心可以说是本心，而作为知觉器官的心则不能说就是本心，二者不可一概而论。吴澄将之一并列于孟子“明指本心以教人”之后，不能不说有欠分疏。不过，无论孟子这些话是否为“本心之教”，明白无误的是：它们都是有关“心”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当然可以说孟子是“以心为学”。就儒家心学的历史来看，孟子是真正开启源头的人物。虽然吴澄将心学之源上溯到尧舜，但也不能不承认：“孟子始直指而言‘先立乎其大者’，噫，其要矣乎！其至矣乎！”（王学心字说）

　　（3）宋儒，宋儒当中，陆九渊“以心为学”这一点已毋容多说，因此，吴澄主要的任务是揭示其他诸子的心学思想。吴澄历数了邵、张、周、程等人有关“心”之观点：“邵子曰‘心为太极’，周子曰‘纯心要矣’，张子曰‘心清时，视明听聪，自然恭谨，四体不待羁束而自然恭谨’，程子曰‘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入身来’。”（王学心字说）。心性论是宋代儒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宋儒的思想中要找出有关“心”之说法并非难事。不过，一般认为，宋儒之中，陆九渊的哲学更集中于有关“心”的理论。如果要从严格意义上讲“以心为学”，恐怕只有陆九渊的哲学比较符合。吴澄既肯定孟子学为“陆学之所从出”（仙城本心楼记），同时又认为邵、张、周、程“皆得孟子之正传者也”（王学心字说）。其实邵、张、周、程等人自身并无这种认同，吴澄也并非不了解于此，而他之所以提出此说，无非是藉此提醒人们注意陆九渊之外宋代其他学者的心学思想而已。

　　不止于此，吴澄标举儒学皆是“以心为学”的整个目的，也正是为了彰显儒家的心学传统这个一向为人忽视的领域。矫妄必先过正，儒学皆是“以心为学”，这样的提法难免过甚其辞，但是，吴澄的论证向人们表明：儒家并非如常人想象的那样缺乏有关“心”的讨论，事实正相反，儒家自始至终都在关注“心”的问题。

　　（四）日本心学

　　心学在当时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后影响很大，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最早受其影响的是日本心学的创立者近江（今滋贺县）人中江藤树（公元1608－1648年），也被称为“近江圣人”。日本心学在中江藤树开创之后，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是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一说存养派），另一派则注重实践，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事功派。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多年中，始终处于官学统治地位的是朱子学，心学则作为下级武士和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而处于被压抑、受排挤的地位。然而，在幕府末年心学成了维新志士所普遍信奉的一种哲学，并因此为维新运动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雄飞庙堂的思想家和领导人。他们以心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儒学的孤陋习气，开启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瓦解日本封建体制的倒幕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由此日本社会开启了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心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在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上确实是值得一书并须进一步加以研究的一章。

　　1988年，日本全国汉字教育研究会副会长，日本国士馆大学教授志贺一朗专程来新塘，四处探访考察有关湛若水资料和遗迹。回到日本后，编撰了实地考察报告《王阳明与湛甘泉的旧迹调查》和《陈白沙与湛甘泉》。志贺一朗博士花了大半生精力，研究湛若水的生平与学说，先后出版了《王阳明与湛甘泉》、《湛甘泉的研究》、《湛甘泉的学说》、《湛甘泉与王阳明的关系》、《湛甘泉的教育》等五部专著。除了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学者，都对他的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

　　石门心学

　　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德川时代“町人的哲学”或“道德性实践之实学”，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心学与儒学有关，从而具有中日思想比较研究的价值；心学阐释职业伦理与商人赢利的合理性等，与中国经济思想史有联系，成为两国经济思想比较以及东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心学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被称为类似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具有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特殊意义，从而又有现代化理论研究的价值。

　　（五）韩国心学

　　阳明学在韩国的发展可分为初传期、奠基期、实学派摄取期、确立期、江华期、近代兴复期六个阶段，不仅前后的渊源流别极为清楚，而且也形成了自己的本土学派。其中郑霞谷专治经学，由朱子转入阳明学后，则在心学体系的发挥上多有贡献，其生气论、理气非二观、生道论等思想，均能自成一家之言，构成了他的理论学说的主干，既是对中国阳明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显示了自己对生命智慧的看法或见解。故韩国阳明学的成立，实应始于霞谷。

第二部分　阳明学

　　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明代大儒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因王守仁曾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故称其学说为阳明学。王守仁继承宋代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提倡“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王守仁的主张为其学生所继承并发扬光大，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形成明朝中晚期思想学术领域中的著名流派——阳明学派。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一、代表人物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宁波余姚人，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军事家。其精通儒家、道家、佛教，且具非凡的军事才能和精深的文学艺术造诣。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谥文成。

　　王守仁一生仕途坎坷，然治学不倦，成就卓著。他创立的“心学”思想体系，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破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在封建社会后期产生过重要影响，堪称学界巨擘。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的创新精神。他不仅文韬武略，还是一位治世能臣。清代名士王士祯称赞他“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为“明第一流人物”。

　　王守仁才高学邃，在哲学上曾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命题，冲击了僵化的程朱理学，最终集“心学”之大成，开创了著名的“姚江学派”。其“心学”学说的思想本质是强调个性化的发展、个人意愿的尊重及个体创造力的调动，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阳明学说在海外、特别是对日本明治维新发生过作用，对现代企业的人性化管理影响也很大。

　　二、时代背景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正值明王朝由稳定开始进入危机、衰败的转变时期。从英宗到武宗的几十年间，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民起义彼伏此起，规模越来越大，地主阶级内部也矛盾重重，整个社会处在动荡之中。

　　与此同时，王阳明生活的时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兴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因而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破坏自然经济的时期，王阳明的家乡江浙一带尤为突出。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正是在封建社会开始解体，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情况下逐步形成的。

　　三、思想渊源

　　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并无具体的师承关系，但从学术渊源上看是直接继承了孟轲和陆九渊思想的。正如《明史·本传》中所说的一样：“守仁言致知，出《大学》，良知出《孟子》。”王阳明学术思想理论基础的“致良知”学说，是把孟子的“良知”说拿过来而加以发挥的。他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王阳明的这些话与孟子所说的如出一辙。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王阳明作出了别开生面的论断：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

　　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虽或特见妙诣开发之益，一时不无，而意必之见，流注潜伏，盖有反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觉者矣。

　　王阳明的这些言论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人们破除片面迷信儒家经典，使思想有所解放，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与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说法可谓异曲同工，一脉相通。

　　在宋代诸儒中，王阳明是最为推崇陆九渊的。他说：“象山之学，简易直截，孟子之后一人。其学问思辨，致知格物之说，虽亦未免沿袭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断非余子所及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五）实际上王阳明学术上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如“心即理”、“发明本心”、“求诸心”、“学是去人欲，存天理”、“六经皆吾心之记籍”等，都是从陆九渊那里来的。

　　王阳明继承和发展陆九渊的“心学”，以对抗程朱学派的“理学”，具有反教条、反传统的意义。他之所以一反“是朱非陆”的旧传统，并以巨大的勇气在《答徐成之》的信中宣称：“欲冒天下之讥，以为象山一暴其说，虽以此得罪无恨。”而为陆九渊翻案，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的学术思想争取历史地位。所以，学术史上把陆九渊和王阳明合称为陆王学派是很有道理的，同时也说明了两者在学术渊源上的密切关系。

　　四、形成过程

　　（一）程朱理学与佛老思想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十中指出：“先生（指王阳明）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王阳明自己也曾自述过：“守仁早岁业举，溺志词章之习。既乃稍知从事正学，而苦于众说之纷挠疲迩，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溺无归，依违往返，且信且疑。”（《朱子晚年定论序》）作为明代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王阳明，开始学习时为了应付当时的科举考试，曾“泛滥于词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封建知识分子猎取功名的必由之路。

　　明朝建立后，在文化教育领域里，把尊经崇儒、遵奉程朱理学作为基本政策。早在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在《御制大诰》中明确指出：“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这就把纲常道德和儒家经典确定为统一思想的武器和进行教育的“圣经宝典”。

　　陈鼎在《东林列传》中曾记述说：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后，“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光而大之，令儒臣辑《性理全书》，颁天下。”

　　在这种独尊儒术、推崇程朱的政治、学术气氛下，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墨守朱子旧说，无所发明，“此亦述朱，彼亦述朱”，“格物穷理”、“修心养性”的思想学说盛行于当时。青年时代的王阳明曾“遍求考亭（朱熹）遗书读之”就毫无奇怪了。他曾依朱熹“格物致知”之说，坐官署竹园中“取竹格之”，后由于格竹失败而致劳成疾。从此，王阳明由信奉朱熹之学，走向怀疑朱熹之学，成为后来他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者的契机。

　　当然，王阳明对佛教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如他说：“夫佛者，夷狄之圣人；圣人者，中国之佛也。在彼夷狄，则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导愚顽；在我中国，自当用圣人之道，以参赞化育。”（《王文成公全书》卷九）王阳明对当时学术界攻击其学说为“禅学”而深感不满。

　　（二）“心学”的基本形成

　　由于明王朝面临深重的社会危机，王阳明深感统治思想界达二三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和佛老思想于世无补，因此，他开始对理学和理学教育进行检讨、反省、批判。他说：“今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之不明，由于无豪杰之士者为之倡焉耳。”

　　王阳明对程朱理学的僵化和教条化的批评、否定，目的在于重振儒家的伦理道德，使之落到道德实践的实处。所以他把“正人心”作为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王阳明主张从“格心”入手，加强封建道德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天德良知，自觉地遵从封建的统治秩序和伦理纲常，从而达到消除明王朝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他曾写了题为《睡起偶成》的诗，曰：“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王阳明对他的“致良知”的“格心”之术颇为自信。他认为自己那一套唯心主义的“心学”是能够把昏睡中的人们唤醒的。《明史·儒林列传序》曾记载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这说明王阳明适应了当时明代学术发展的需要，抛弃“即物穷理”的理学模式，创立了一种进行内心主观的直接反省的“心学”思潮。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力图把儒学加以刷新和改造。

　　（三）阳明学的确立和传播

　　王阳明从34岁开始授徒讲学，直到去世，从事教育、学术活动凡二十多年。他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远播海外，弟子门人遍布各地。

　　明朝中叶以后，随着程朱理学日益失去控制人心的作用，王阳明的思想、学说逐步左右了思想界。王阳明将封建的伦理道德说教，改造得更为系统和完善，而且具有简易明白、通俗易懂的特点，便于传播和推行。这无疑为行将衰败、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提供了新的兴奋剂和麻醉剂。

　　阳明学派的形成自然与阳明学有密切联系。所谓阳明学派，实际是以王阳明为宗师和以阳明学为核心的思想流派。它是一个弟子遍天下，流传逾百年，体系庞杂，势力浩大，影响久远的思想、教育流派。

　　阳明学派的崛起也与王阳明个人的声望密切联系在一起。正如时人所说的：“王公才高学邃，兼资文武，近时名卿，鲜能及之……盖公功名昭揭，不可盖覆。”（《明儒学案》卷十八）

　　王阳明在政治、军事、学术、教育上的成功，为社会普遍承认，因此他成为明中期封建统治阶级的企望而实际又满足了这个愿望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典型代表人物。其弟子对宗师崇拜和爱戴，四处讲学，倾动朝野，风行天下，亦为明代空前未见，有力地促进了阳明学派的形成和确立，使阳明学成为一代之学，王阳明成为一代名师，并奠定了在中国学术史、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

　　五、思想体系

　　（一）简介

　　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二）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是从朱熹身后的影响来批判格物致知说的"学术之弊"。从前一个方面看，由于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然而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即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他对朱嘉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其《传习录》下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在他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至于后一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

　　（三）心即理

　　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从而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且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严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体之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熏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日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严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四）知行合一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至于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功夫。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为学圣人的基本途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折中与调和。

　　（五）致良知

　　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据此，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迸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贤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曾经表示过严重不满，以为朱学的这一原则实在是支离破碎，并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百接感觉。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这就是诚意。

　　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六）万物一体之仁

　　万物一体之仁说，是与王阳明的"明德、亲民"说相联系和相贯通的；是他把致良知的哲学扩展到社会政治层面，并与《大学》的政治伦理学说结合在一起而成的。他的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意义，在于强调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人的良知也是草木瓦有的良知。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圣人之心便应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良知是非推广到天下，如此便能救社会于水火之中。

　　六、传播与分化

　　王阳明是宋明时期与朱熹、陆九渊等人齐名的儒学大家，他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在宋明理学中形成了陆王学术流派，在明中、后期的思想界曾经风靡一时，一度取代了程朱理学的地位，左右中国思想界长达百年之久。此外，他不仅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不小影响，而且传至日本，形成日本的阳明学，在日本的历史尤其是日本近代历史进程中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阳明死后，其学一度受到排斥，其思想也一度受到攻击，但是由于其弟子的不懈努力，其学依然风行天下，辉煌一时，而其时谨守程朱藩篱者，几复无人，可见阳明学的势力影响之大。至于阳明后学，据《明儒学案》所列，计有浙中、江有、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等七个学案。其他受王学影响，并以其为宗者也不在少数。

　　浙江是王阳明的家乡，因而所谓浙中学派实际上受到王阳明的直接影响。这一源的主要弟子有王畿、钱德洪，以及徐爱等。徐爱是王阳明的妹夫，也是王阳明最早的及门弟子。他初闻王学，以为和先儒的传统解说有出入，惊异不定，觉得无从下手。既而深入进去，并反身实践，始信王学为孔门之嫡传，由是而成为笃信王学之第一人。王阳明也称他为自已门下之颜渊。他在王学门下的实际地位，也确实有与颜渊相似之处，一是他去世较早，未及得闻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一是他笃信实践，虽得王学之真，但在理论上却极少发明。他曾根据王阳明讲解《大学》的基本宗旨，编成王阳明最主要的著作《传习录》。徐爱为学的特点在于强调涵养、省察、克治、收放心，以培养心之体。他认为，学者之患在于好名，只有去私才能宜于物、他说，"心德者，人之根源也，而不可少缓；文章名业者，人之枝叶也，而非所汲汲"；"夫人所以不宜于物者，私害之也。"

　　与徐爱的情况稍有不同，王畿师从王阳明的时间比较长，后且在吴、楚、闽、越、江、浙一带讲学长达四十年，专心传播王学。所至之处，听者云集，影响极大，莫不以其为王学之宗主。他为学主张大彻大悟，以无念为宗，将儒学的宗旨归为虎寂，具有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倾向。其学最值得称说者，是他与钱德洪关于王阳明四句教的一番争论。王的四句教是："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嘉靖六年(1527）九月，王阳明将赴广西，临行前的一天晚上，王畿与钱德洪就这四句话的不同理解发生争议。王畿认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则意、知、物俱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为此，他强调王学之四句教纯系"权法，未可执定"，并由此进一步提出"四元"说，以为为学需"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主张从先天心体上上根，断言良知一点虚明，便是作圣之机。时时保住此一点虚明，便是致知。由此把王阳明的良知说进一步引向禅学。

　　对于王畿的解释，钱德洪当然无法赞成。他认为，王学的四句教是"定本，不可移易"。因为心体原是无善无恶的，但大有习心，意念上便有善恶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正是复那性体的功夫，两人争论不休，遂请王阳明详加解释。王的解释是，"二人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王畿）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敢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通体各有未尽。"由于此段话说在越城之天泉桥上，故史称"天泉证道"。

　　至于钱德洪，也是王阳明的一个著名弟子。其学术思想除了上述与王畿的争论外，主要是阐释王学的一些基本精神。他认为，充塞天地之间者，只是此一良知。天只此知之虚明，地只此知之凝聚，鬼神只此知之妙用，四时日月只此知之流行，人与万物只此知之合散，而大只此知之精粹也。其学以收敛为主，注重于事物上实心磨练，主张在诚意之中求正心之功，反对虚忆以求悟，而不切乎民彝物则之常。曾说，"著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动。"其学宗旨与王畿从心体上顿悟明显不同。

　　王学浙中学派的另一重要传人是黄绾。黄绾早年师从谢铎，刻苦自修，宗程朱理学，后笃信王阳明良知之说，以为简捷直接，圣学无疑，遂以阳明为师，称门弟子。然而到了晚年，又背叛王学，以为王学是禅学，其空虚之蔽，误人非细。于是对王学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他从天性人情之真出发，反对王阳明去欲去七情的说法，认为情与欲皆不能去，因为人之有喜怒哀乐之情是自然的，故而只能使情的发挥得其正，而不能强去之。他又反对正其义不谋其利的传统思想，主张圣人之学既要探讨义利如何统一，又要研究人之情如何，得其正。他的基本观点是利义并重，二者皆不可轻。"利不可轻矣，然有义存焉。"因此从黄绾的思想倾向里，不仅透露出王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危机，而且预示着与心学、理学相对待的经世致用之学的勃兴。

　　王阳明的思想影响除了在他的家乡形成势力巨大的浙中学派外，还在他长期做官讲学的江右(即江西，地区形成了颇有势力的江右学派。江右学派的主要代表有邹守益、聂豹、罗洪先等。他们因坚持王学致良知的正统观念，往往被视为王学的正宗。

　　邹守益的从学经历与黄绾差不多，也是先宗程朱，后师阳明。只是后来他并没有像黄绾那样背叛王学，而是谨守王学传统。故而黄宗羲称其能推原阳明未尽之旨而不失其侍者。其学以主敬为根本特色，以为"圣门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修己以敬，就是戒慎恐惧，常精常明，不为物欲所障蔽。"一有障蔽，使与扫除，雷厉风行，复见本体。"他主张"寂感无二时，体用无二界，如称名与字。然称名而字在其中，称字而名在其中"，反对分知为内，物为外；知为寂，物为感，动静有二时，体用有二界的观点。认为这分明是破裂心体，是害道。在谈到良知问题时，邹守益认为，良知虚灵，昼夜不息，与天同运，与川同流。以独知为良知，以戒俱慎独为致良知的主要修养方法，并尽力身体力行，可谓有功师门不少。

　　聂豹原本并不是王阳明的弟子，他只是在研究了王阳明的学说，并与之辩难之后，才开始信服其学说，并在阳明死后始称阳明之弟子。聂豹之学以主"归寂"为根本特色。据《明儒学案》卷十七，"先生之学，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乃喜日，此未法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及比，与来学立静坐法，使之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以为良知是末发之中、廓然大公的本体之说乃是王阳明所谓致良知思想的精髓。故而主张求学要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以为养本体是动静无心、内外两忘的涵养功夫。对于聂豹的归叙说，王畿等人坚决反对，纷纷指责他与师门有背，类似于禅学之语。

　　在当时，只有罗洪先赞成聂豹的归叙说。罗洪先认为，聂豹所言，真是霹雳手段，许多英雄瞒昧，被他一口道着，如康庄大道，更无可疑。至于罗洪先个人的学术思想倾向，则有一复杂的演变过程。他始致力于践履，中归于寂静，晚年才彻悟于仁体。开始认为知善知恶即是良知，依此行之即是致知。后来体会到，如果中无所主，善恶交杂，而依此行之，岂能无乖庚于既发之后，能顺应于事物之来了因此，必须经过枯稿寂寞之后，消除一切杂念，使天理炯然。这就是他的以"收摄保聚"为功夫的主静说。在江右学派中，另一重要学者是欧阳德。他青年时代师从王阳明，服膺致良知之学。以良知为世界的本原，由良知产生万事万物。"夫人神发为知，五性(即喜怒哀乐视听言动等，感动而万事出”；"视听言动之外，更有何物乃进而他反对罗钦顺斥陆王以知觉为性，强调良知与知觉、良知与意的区别，认为视听言动皆知觉，不全是善；意有妄意、私意，有害恶。知觉和意不可谓之性、理，知觉与良知，名同而安异。在动静关系上，欧阴德主张良知无动无静，认为学贵循其良知而动静两忘，然后为得。对于格物致知，虽认为离事物则无知可致，但主张践形然后可以尽性。

　　阳明后学除了上述浙中学派、江右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外，真正在当时产生极大影响的，还要数泰州学派。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是王阳明的高足王艮。王艮出身灶丁，家贫不能竟学，后师从王阳明，颇得阳明思想的精髓，然往往驾师说之上，持论益高远，出入于释道二教。王艮的学术特征是发挥百姓日用之学，讲说儒家经书时颇多自己的独到心得，不拘泥于传统的传注。他的传道与传统儒者一直囿于知识分子的小范围中明显不同，而主要是面向下层民众说法，即所谓"入山林求会隐逸，至市井启发愚蒙。"鉴于这种特殊的传道对象，王艮在发挥阳明的学说时，更注意结合百姓的实际情况而发议论。他认为，天地万物一体，人性之体就是天性之体。天性之体是活泼泼的，如鸢飞鱼跃。因此，人性也就不假安排，而是顺着天性去做就是了。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了。至于他所说的良知，也只是百姓日用。他说："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这样，王艮便自然地将原本神圣的儒家道学的外衣扯了下来，使之成为愚夫愚妇能知能行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王艮的学说不仅预示着宋明理学危机的加深和崩溃，而且其思想体系中确实闪耀着某些近代理性因素的火花。当然，这些因素已与乃师王阳明的思想相差甚远。

　　王艮死后，其子王辟继承其讲席。其学以不犯手为妙，即一切听任自然，所谓鸟啼花落，山峙川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袭，"至道无其蕴矣"。他强调，"学者所以全其乐者也，不乐则非学矣"。

　　从传学系统看，王艮之学除了传其子之外，其弟子尚有林春、徐樾。其子的弟子有韩贞、李贽。徐樾的弟子有赵贞吉、颜均。颜均的弟子有何心隐、罗汝芳。在这些众多的及门及三传、四传弟子中，像李贽、颜均、何心隐等人均具有极强的叛逆性格和异端思想，故而他们的学术传承系统虽仍属于王学一系，但其思想资源自非王学一孤立的系统，而是具有似儒、似道、似禅，亦儒、亦道、亦禅的复杂特征。实际上是晚明特殊社会背景下一股强劲的异端思潮。

　　这股异端思潮当然在阳明学说的本身即已存在，然而真正形成一股有影响的势力，无疑是在他这些弟子所处的时期。他的三传弟子颜均，为学力主一任自然，宣称性如明珠，原无尘埃，有何睹闻?著何戒俱?平时只是率性所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并公开批评说，凡先儒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这无异是向儒学所称道的先圣先贤公开挑战。

　　颜均的弟子何心隐(即梁汝元）走得更远。他以《大学》先齐家的观念为原则，建立"苹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颇具有乌托邦的意味。而且，他竭力反对宋儒的元欲主张，以为人心不能无欲，寡欲则可，无欲则不可。

　　颜均的另一个弟子罗汝芳，其学主要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地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纯任自然，当下现成。解缆放船，顺风张棹，无之是非。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当下便有受用。其不受传统束缚的叛逆性格跃然纸上。

　　罗汝芳的弟子有周汝登。其教人重在此心之自得和当下承当。　宣称此心一刻自得便是一刻圣贤，一日自得便是一日圣贤，常常如是便是终身圣贤。强调当下受用得着，以为这是学问的下落去处；如果只是悬空说去，便是无下落。其学具有浓厚的禅学特征，其主观意图似也有意会通儒释。

　　在王学后学尤其是泰州学派的传人中，最具有异端性格和叛逆精神的还要数李贽。他实是泰州后学中的"异端之龙"，因而被当时最高统治者视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洪水猛兽，并下令逮捕入狱，将其迫害致死。

　　李贽的叛逆性格主要体现在对宋明理学正统的批判上。他从阳明心学的一些基本原则出发，竭力反对宋明理学家的道德说教和神秘主义。他认为，宋明理学家所推崇的孔子已远不是历史上的真实的孔子，真实的孔子是人，而不是神。真实的孔子人人可学，而被宋明理学家神秘化了的孔圣人，则不可学，也不必学。因此，他竭力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反对对孔子不切实际的迷信。对于儒家的那些典籍，李贽认为，多半并不出于那些圣人之口，因而并不能作为"万世之至论"，而应根据这些话语的具体背景进行研究和分析。故此他坚决反对宋明理学家假借圣人的语言以治人的把戏。他称这些理学家为假道学，为"穿窬之盗"，为欺世盗名者。他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既可恶、可恨，甚切可杀、可剐。由此可见，李贽对那些假道学家是如何的憎恨。

　　李贽对假道学的憎恨，按理说并没有涉及到儒学的整体和真正的儒家精神。事实上，在没有新的资源作凭借的历史条件下，他所向往的也只能是那些所谓的真儒学、真道学。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贽的叛逆性格和异端思想只是对宋明理学正统有效，他所呼唤和向往的依然是传统的儒学或称之为早期儒学。

　　七、阳明学研究

　　台湾省和香港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进行研究活动和出版研究专著。台湾早年就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活动和出版了近60本研究专著。香港地区有不少学者发表过论文和出版专著，香港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列为《持廉守正》公务员实务守则，其中“三‘知’策略”之一是“知行合一”。要求公务员在日常工作中做到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推广诚信。到目前为止，全国各地出版的王学研究专著达170多种。

　　在国外，《阳明全集》在16世纪初就传入日本。十六世纪中期中江藤树将阳明学在日本传播，使之兴盛。后来继续有三轮执斋、大盐中斋、吉田松阴等传播阳明学。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在18世纪中叶就设立阳明学研究中心，出版阳明学刊至今。九洲大学、东京国士馆大学、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等都有专门从事阳明学研究的教授。1971年，日本为纪念王阳明诞生500周年，出版了空前巨著《阳明学大系》12卷，并设立阳明文库。1988年3月，为了纪念阳明学传播的有功之臣中江藤树，在滋贺县建成中江藤树纪念馆，又接着建阳明园纪念其学说思想对日本社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阳明先生。1997年8月在日本京都举行国际阳明学京都会议，在京都建阳明书院，定期开展讲学和研究活动，研究内容非常丰富。2000年2月又成立“阳明学研究会”，创办会报《姚江》。日本出版的王学研究专著多达90余种。一些企业、财团及个人还捐资对修文阳明洞、浙江绍兴王阳明墓和余姚瑞云楼进行维修，表达对阳明文化的景仰。

　　阳明学在16世纪初传入朝鲜，17世纪系统翻译出版阳明学书籍。阳明学在朝鲜的传播，成为进步势力的思想武器，对朝鲜实学的产生，对甲申政变和农民运动的掀起，对饰新政治、维新变法及革新起了到开路先锋的积极作用，其主要学者有李啐光、郑齐斗、朴殷植、南彦经等人。韩国于1995年4月成立“阳明学研究会”，定期开展研究活动，并于1997年创办《阳明学》会刊，出版《王阳明哲学研究》、《韩国江华阳明学》、《江华阳明学研究》等书籍。并修整了阳明学者郑齐斗的墓地，修复了江华学派代表李建昌的故居。

　　美国在哈佛大学、夏威夷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均设有阳明学研究机构，并请中国和日本的王学专家指导研究生研究王学。在美国编印的《哲学百科全书》、《美国哲学百科全书》都增设王阳明一项。1965年，美国学会联会中国思想委员会举行了明代思想会议，专题讨论王阳明哲学思想。1972年，美国夏威夷举办王阳明诞生500周年纪念活动，召开以阳明哲学为主题的东西方哲人会议。

　　英国在1913年就编译王阳明生平及其哲学著作在国内传播，1916年编译的《王阳明哲学》一书，是王阳明著作中最早的英文译本。1960年出版的《大英国百科全书》中列有王阳明一项。法国在1936年就出版王学专著《王阳明道德哲学》一书。英国、法国现在仍有一些学者从事王阳明学术思想研究。

　　除以上国家外，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比利时、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有学者从事阳明学研究活动，并发表论文和出版研究专著。近六十年来，王阳明学术思想研究在欧美各国逐渐展开，欧美各国学者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专著逐渐增多。这主要归功于欧美华人学者的努力，老一辈的有如陈荣捷先生，张君劢先生等，当今的如杜维明先生等。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日渐扩大，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王阳明学术思想的学术气氛日益浓厚，王阳明及王学思想在世界上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并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三部分　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一、致良知

　　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主旨。语出《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一）致良知解析

　　“良知是虚的，功夫是实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识与实践、功夫与本体融为一体。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这个“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问题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

　　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他（王阳明）教学生的简易直接的方法。如有人用“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句圣训来怀疑知行合一的命题，阳明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还是看你心诚志坚否－－人是可以成圣的，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很斗私心一闪念，时时刻刻致良知，用阳明的话说叫“随物而格”。

　　“致良知”作为阳明文化的核心思想有三层重要意义：

　　第一层意义：天赋的道德理念。良知直指良心，叫做天理。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的道德意识，人人俱有，是道的本体。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即可。月牙山人说：“五脏的平和健康是良知的内在生理环境，善与恶只不过是五脏健康与否的体现。”

　　第二层意义：良知直指良识，叫做精一，是儒家教育的核心文化，出自先王遗训“惟精惟一”。道德是素质中的内在修养，专业技术是素质中的质量，惟精惟一是技术学习和做事的质量要求，是人生的成功哲学。月牙山人说：“人贵精专，成于勤乐，功于经世致用。”

　　第三层意义：“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实现善与精一，知行合一。月牙山人说：“为而不知精一，何以行？学而无用，无以为功。

　　（二）人物介绍

　　王守仁，幼名云，字伯安，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余姚市）人，生于明宪宗成化8年（1472年10月31日），卒于明世宗嘉靖7年（1529年1月9日）。因为曾经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封新建伯，谥文成，人称王阳明。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封侯爵。王阳明不仅是宋明心学的集大成者，一生事功也是赫赫有名，故称之为“真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二、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科学知识，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是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是指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致良知，知行合一。是阳明文化的核心。先有致良知，而后有知行合一。

　　（一）知行合一解析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王守仁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意思是说，道德是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既针对朱熹，也不同于陆九渊。朱陆都主张知先行后。王守仁反对将知行分作两截，主张求理于吾心。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是一个功夫的两面，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二者不能分离，也没有先后。与行相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而是妄想；与知相分离的行，不是笃行，而是冥行。他提出知行合一，一方面强调道德意识的自觉性，要求人在内在精神上下功夫；另一方面也重视道德的实践性，指出人要在事上磨练，要言行一致，表里一致。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是一种讲内心“省察克治”的唯心主义道德修养学说。他所谓不曾被私意隔断的知行本体，就是指“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的良知，认为“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行。他的“致良知”即知行合一，就是“去恶为善”、“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他声明：“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二）提出背景

　　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非常深切地了解到了生命的真相，是一种苦思后的彻悟。王阳明认为心灵态度决定行为方式、世界观点，例如《列子》故事之“疑邻窃斧”。从此与朱熹学说分道扬镳，建立了心学体系大成的开端。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三）理论分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行后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王阳明这样用意念代替“行”合理的方面，要人们树立一种信念，在刚开始意念活动时依照"善"的原则去做，将不善和恶消灭在刚萌发的时候，这也叫“知行合一”。所以，对“知行合一”应全面理解，这样才能正确评价。另外，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中还有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第一，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衡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而且立志可以促使勤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改过”是指自己，“责善”是劝别人改过，这里面还包括了“谏师之道”，即向老师进谏，指出错误。第二是独立的治学精神和能力。第三是循序渐进与因材施教。第四是强调身体力行。这些教育思想对今天的青年人学习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第四部分　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

　　一、心外无物

　　（一）王阳明的哲学主体是“心本体论”，也就是说，你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你脑子里的全部，就构成了你的全部世界。除此以外，对你来说，不存在另外一个什么世界。或者是说，另外一个所谓的客观世界对你来说不存在任何意义。

　　王阳明有一个著名的关于花的段子。有一次，王守仁和友人一起游南镇。此时正是百花盛开的春天，一路上，只见一丛丛艳丽的花树在山间时隐时现，飘来阵阵的芳香。朋友不禁指着岩中花树问：“你说天下没有心外之物，可是这些花树在深山中总是自开自落，和我的心又有什么关系呢？”王守仁回答：“当你没有着到此般花树时，花树与你的心一样处于沉寂之中，无所谓花，也无所谓心；现在你来看此花，此花的颜色才在你心中一时明白起来，可见，这花并不在你的心外。”

　　他的意思是，你没看见花之前，花的存在与否，你既不能肯定，对你来说也不存在任何意义。你现在看到花了，花在鲜艳在你心中留下了印象，让你感到很开心，这时花对你来说，才是存在的，才是有意义的。

　　（二）你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构成了你世界的全部，那么，是不是你见到的越多，你的世界就越大？也未必如此。

　　美国有个演员叫尼古拉斯的，他要环球演出，叫股票经纪人每天发一封电报给你，把他所关注的几个股票的“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都发给他，然后他根据这些信息，在头脑中构想出这些股票的波动情况，大意是，股价突破波动的“箱顶”，证明股价有向上的动量，买进；股价向下跌穿“箱底”，证明股价没有承托的力量，要平仓。他把这种理论叫“箱体理论”。他用这种办法，把几万元钱炒到一百多万元。

　　后来，他回到了纽约，在接近交易所的地方专门租了个办公室，请了好几位经纪人，办公室有三部专用电脑，直接交易所的即时行情。按理，行情细分到分钟图，甚至秒点，他应该操作得更好才对。事实上，潮水般的行情信息搞得他头昏脑涨，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很快，一百多万元又亏剩几十万了。

　　他反省自己，恢复过去的做法，重新参加演出，远离市场，叫经纪人每天按过去的方法给他发电报。他的头脑又变得清晰了，感觉得到了股市的脉动和节奏，看清了股价的走向。很快，他的账户又恢复到以前的一百万以上了，而且在股市大跌之前就全部清仓了，躲过了惨痛的崩盘。

　　对尼克拉斯来说，那几个“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就是股市了，那潮水般的时分图，就是“日内噪音”了。但西蒙斯肯定不同意这种看法。他的团队里有世界上运转最高速的电脑和服务器；他把办公大楼搬到交易所的旁边，就是为了快千分之几秒的优势；他所有的模式都是极短时间的日内操作，一般而言不会超过30分钟，就是为了捕捉那种不正常的日内波动。对他来说，他的世界就是日内各种不同形式的波动，“目无全牛”，日内波动以外的东西，他根本就不关心。

　　所以，什么是你真实的世界？你能够把握的世界，才是你真实的世界。必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而是你把握的确定性越高越好，越高越真实。

　　对盲人来说，他的真实世界，肯定跟明眼人不一样。

　　二、良知

　　如果用我们平常定义各种概念的方法来定义“良知”，还真难说得清楚。王阳明的方法是，随时随地捡现在的例子给弟子们讲解，让他们从例子中去了解什么是“良知”。

　　王阳明的“良知”类似孟子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或“隐恻之心”，说得现代一点，就是心对善恶的基本判断，或“大脑的基本机能”。

　　从这一点上说，每个人都有“良知”，而且每个人的“良知”都大致一样，就好像一部电脑，出产时基本都附带装有“WINDOW××××”的软件。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良知，都能做出自己的正确的判断，所以，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尤其不要轻易迷信权威。任何时候，别人的话，尤其是权威的话，都要经过自己思考，要过自己“良知”这一关。

　　每人都有“良知”，但有些人受欲望、贪婪、虚荣心等的蒙蔽，没有发挥作用。

　　三、本然与明觉

　　那为什么每个人成长以后各有所长，所取得成就不一样呢？王阳明用“本然”和“明觉”两个概念来区分。

　　所有的电脑，出产时都附带装上“WINDOW××××”的软件，这就是“本然”。

　　有些人，只是把电脑当打字机使用，基本上就使用“文本文件”，进步一点的使用“WORD”文档的基本编辑功能。他们的“明觉”就一直停留在只使用“本然”小部份功能的程度。

　　有些人，电脑买回来就注册激活了，随着“WINDOW××××”不断升级，同时不电业局摸索使用功能，可以把“EXCEL”当数据库使用，甚至把“EXCEL”改编成新的软件。

　　一样的“本然”，最后的功能不一样，就是说“明觉”是不一样的。

　　本然是人刚一出生的“良知”，“明觉”是经过不断的“致良知”、“事上磨练”后达到的境界。

　　四、致良知

　　如何把软件升级，如何不停探索开发软件新的功能，发挥它的最大功用？这个过程就是“致良知”。“致良知”有两个途径：一个是向内求索，一个是向外求索。向内求索是“内省”，向外求索是“事上磨练”，用我们现代的话说是“实践”。

　　（一）“内省”是做减法，减少欲望，减少各种梏桎对内心的束缚，拂除各种灰尘对内心的蒙蔽，回归“本真”。

　　“内省”有两种，一种是“冥思”、“打坐”，就是寻找自己的潜意识、寻找自己的内心，“聆听内心的声音”，弄清楚自己的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真正生活的目的、生命的目的。有一个富翁和渔翁的故事：一位渔翁在海边悠闲地晒着太阳。一位老富翁看见了，奇怪地问他，你为什么不去工作挣钱？渔翁回答说，为什么要去赚钱呢？富翁说，赚到很多钱之后，你就可以悠闲地在海边晒太阳了。渔翁回答说，我现在不就在晒太阳吗？是呀，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只是悠闲地晒太阳，现在就可以晒了。很多人，奋斗了一辈子，最后才发现，自己奋斗来的结果，不是自己想要的。

　　所以，问问你的内心、“聆听你内心的声音”很重要。

　　别一种内省就是反思、反省、总结。善于总结的人才会进步。总结就是学习，也是“致良知”的一种途径。

　　（二）“事上磨练”就是践行自己的“良知”，使自己的行事和自己的认识协调和谐。知而不行，不是真知；行而恰当，才是真知。一个只是在理论上学习掌握了知识的人，与一个通过亲身实践获得知识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一个从书本上学到游泳的知识，这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一个人学习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又到水里了呛了水，掌握了游泳的实际技能，这种技能就是“良知”，他学习游泳的过程就是“致良知”。

　　五、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最重要的哲学观点。

　　“致良知”的过程一定要有“行”，不“行”能不谓之真知。“行”就证明你真正认同了“良知”。“行”的结果又可以从知识上、心理上完善你的“良知”。“行”和“知”是不能分开的，它们是浑然一体的。

　　（一）知行合一可以避免陈过高之论，也可以检验“知”的真实性和可行性。锻炼身体对健康的好处，每个人都能说出来。但是，能说出来并不意味着能做得到。有多少人把锻炼身体看得跟“吃饭”、“睡觉”一样重要，每天持之以恒的？

　　很多家长在孩子面前，理论一套套地讲，可是孩子不以为然，因为家长的行为在证明着相反的理论。比如很多家长不断在孩子面前讲学习的重要性，可是自己在电视机面前、在麻将台面前乐此不疲、得意忘形，孩子会怎么看你？

　　我们的社会不乏空头理论家，缺的是知行合一的实践者。

　　（二）知行合一，通过“行”来加深对知的认知和肯定。

　　一次股市崩盘，新手看到的是恐惧，老手看到的是机遇。因为新手没有经历过如此恐怖的场面，而老手却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场面，并从这样的恐怖事件中活了下来，后来甚至有若干次从中获利的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在新手的心中，是一个恐怖的世界，在老手的心中，是一个美好的世界。

　　在战场上，新兵学习了军事理论，经历了若干次战斗并活了下来的老兵，学习了同样的理论。但是，两者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在新兵，理论跟实战技能是油水相隔，能否在战斗中活下来，就看他的造化了。在老兵，这些知识都是他在战斗中亲身省悟出来的，已经成为他的本能了，理论和行动，已经合二为一，成为一种技能或智慧了。

　　（三）因为“心”就是你的世界。因此，在博弈中，可以通过对“心”的干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我国古代的兵法中，有一种战略就是“激将法”，使你的情绪失常、心态失稳，从而影响你正常的思维能力。

　　从王阳明剿匪和平反的几次经历，他没有复杂的战术，都是通过伪造证据，制造假相，传假信息，使敌人上当，按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最后达到自己的目的。

　　最后，王阳明学心最大的优势就是“心外无物”，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或者说一个通过不断“致良知”、知行合一而达到“内心强大”的人，他对世界的掌控是无以伦比的。